项飚北京有个浙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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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政邦藏书架的第篇文章

《北京有个“浙江村”》是项飙年参加北京大学第3届“挑战杯”竞赛并获得北大一等奖的论文，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重建40周年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周年的重要年份，被收录进《在田野中成长：北大社会学系“挑战杯”获奖论文选》。

通过对北京丰台区浙江商人的旅居社区及其家乡温州地区的实地调查，作者从经营群体、生活社区和外来人口三个角度剖析了北京“浙江村”的社会构成机制，梳理了“浙江村”形成的历史脉络，并呈现了我国城市化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特性。本文基于作者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在田野观察、深度访谈和民族志写作等方面都堪称极富创见的科研作品，非常代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从实求知”的学风引导本科科研的成就。以项飙为代表的北大社会学系学子在各级“挑战杯”学术竞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许多“挑战杯”参赛论文的作者从这里开启了自己的研究生涯，不断探索，成长为出色的社会学人。

北京有个“浙江村”

——社会转型中一个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

作者丨项飚

1.前言“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亦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其实主要为温州人）形成的几个聚居地，分布在丰台、朝阳、海淀各区，其中以丰台南苑乡大红门一带规模最大、历史最长，本调查即以它为主要对象。“浙江村”是独特的，八万大军，跨越公里的空间，聚集首都，年经营额以十亿计，内部自成系统，这在中国是空前的。“浙江村”又是普遍的，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变动，据测，到年，我国将有3.9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年则达4.34亿，这显然是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同时，多年积淀下来的城乡不平等造成了农民离乡进城的强烈冲动，而户籍制度这最后一道闸门也日渐松动。“浙江村”所反映的已不是一般的农民进城经商、人口流动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可逆转的人口迁移与社会变化趋势。“浙江村”正是以它的特殊方式发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信号。当我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点时，又发现了“浙江村”的另一重要内容：它不但是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一个样本，同时也是我国市场经济自行发育的结果。其形成与发展以计划体制的活动为条件，其自身的运作又带来了更多的市场经济成分。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及各种资源自由流动、自由配置，人口的流动又将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二者相互统一，彼此促进，将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变迁的重要乃至主要内容。“浙江村”出现在这一社会转型（轨）时期，就是这一重大趋势的先导。计划体制下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只是由于农村人地矛盾的推力太强，再加上城市生活的强烈吸引，剩余劳动力就作为“计划外”的力量，越过重重障碍挤进城市。这些农民也不可能“化”入城市，他们只是“流动人口”甚至“盲流”。城市化进程应具备的与社会生产相联系的利益原则及一系列的具体机制，在这里是缺乏或受扭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将使我国城市化进入一个新时期，渐进性、适应性将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制约城市化进程的整个社会系统的变迁将由各种微观构造推动，它通过不断的“冲击-适应”过程而得到改变。“浙江村”正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它盘踞一地，人口众多，业已形成相对稳固的生存机制，又掌握了大量的有形财富，同时也滋生了不少问题，至少已对北京市的社会管理及商业系统造成了深刻影响。以它为代表的这一趋势将继续积累、深化与放大，从而影响城市与农村两个子系统，进而形成新的城市化局势与新的城乡关系格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本调査正如解剖麻雀一般，终极目的就是以“城市化”为重点，通过对“浙江村”的分析，探讨中国城市化与市场经济体制间的关系；或者说，就是搞清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化将出现怎样的趋势，最终我们应当选择怎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我年11月首访“浙江村”，年春节期间去其发源地温州地区乐清县调査，2月份回京后又“扎”到了丰台。前后实地调査共20余天，采访了个案，重点观察了5户人家的生活、生产情况。“浙江村”外头看来固然显眼，内在细节却相当隐蔽，尤其很多东西本身就未定型，不少领域即使对于当地主管部门也还是“处女地”。人类学实地观察是本调査的主要方法，我力求参与他们的生活，从最详实的事实里窥察内容。国内外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一般都是从宏观角度做数理分析，对迁移样本的全面剖析则很少见到，由于缺乏微观的实证研究基础，某些认识难免架空。我选择现在的取向，也是想在这方面做一尝试。读者下面要看到的，是我现期调査的一个简要结果。在第2—4节，我们将把“浙江村”当电影看，动态地从其历史脉络里把握信息；在第6—7节，我们又把“浙江村”当成塑像看，静态地从三个角度剖析其内在机制。总之一句话：弄清“浙江村”是怎么回事。这将是整个研究的基础与起点。2.回顾：农民工商户在北京农民进京，大致可分为三类角色：一是所谓“盲流”；二是雇工与服务业人员，如建筑工、清洁工及保姆等；三是独立经营的工商户。“浙江村人”即属第三类。这一类人在城市化研究中显然最具有关键意义，我们不妨把对他们的简单回顾作为“浙江村”研究的序曲。2.1.集贸市场：城乡间的第一道缝隙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了农村管理体制的松动和集贸市场的发展，农村的生产与流通开始活跃起来。年初，京郊各县及河北的涿县、新城、香河、三河等地的农民开始入京自售农产品，其经营方式主要是随地摆摊或走街串巷叫卖。第一批农民工商户马上引起了北京社会的一系列反应。年2月，市政府收到群众来信，呼吁把农民赶出北京，指出农民进城的有四大害处：（1）影响市容；（2）流氓趁机滋事；（3）影响卫生；（4）为违法分子提供场所。市政府首先采取的对策是“堵”，力图将农民全部赶出城外，但农民越堵越多，防不胜防；随后，政府又逐步改变策略，以“引”为主。年4月，由市工商局、公安局联合出面，开放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四个郊区，建立了十个农贸市场，明确指定此十个市场为经营地点，严禁走街串巷叫卖。但半引半堵的策略仍不见效，进城农民很快就突破规定，直接进入繁华市区，在百万庄、成方街、展览路、动物园、德胜门、和平门等地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农产品自由市场。进程农民的不断冲击终于使北京社会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年前后，市区内的农贸市场开始建立，农民工商户有了一个合法进城途径。据年底工商局统计，在各集贸市场上市的物资中，来自本市郊区的仅占10%，70%来自河北，另有15%来自天津，还有5%来自河南、山西与内蒙古等地。对农民全然封闭的北京城市系统终于打开了第一个口子。2.2.三产网点：又一个合法依托年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北京市“吃饭难”“穿衣难”“修补难”“服务难”等问题，而已经兴起的本市个体户则多集中在商业流通领域，因此零散进入北京，在这些方面拾遗补缺的农民工商户受到了欢迎。年，根据市政府有关精神，北京市各街道纷纷成立所谓“三产办公室”，力求把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几难”解决在居民家门口。但街道“三产”因为活累、利润低，同时居委会老太太也缺乏经营能力，各网点多被外来农民工商户包走。这样，农民工商户又找到了一个合法依托渗入北京市区，其生存空间得到了延展。2.3.新发展—年，温州的农民工商户开始大批涌入北京，从事行业除“浙江村”主要经营的服装业外，还有皮鞋、五金电器与电子配件等。五金电器经营主要分布在前门、天桥、东单、西四、劲松东口一带，仅西四一条街上就有30多家。产品主要是乐清柳市一带出产的低压电器，也有一部分从上海、西安、沈阳等地进货。电子配件经营主要分布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和西四、崇文门一带。产品主要是广州、福建等地生产的配件，也有少量是乐清本地生产的。“浙江村”在广义上其实共有五个分布点：除丰台大红门以外，还有公主坟西侧的沙窝、海淀区大钟寺、海淀区五道口、朝阳区大郊亭、劲松东口四地。近年发展起来，与“浙江村”相似的还有二里庄的“河南村”（主要来自固始县，以经营木材为主）、甘家口的“新疆村”（主要来自南疆地区，经营饮食业）、红桥的“珍珠村”（主要来自浙江温岭，专售珍珠、贝壳）、劲松东街的“眼镜村”（主要来自浙江温州，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眼镜专业市场）等等。关于它们的形成机制等问题，我将在对“浙江村”的专门讨论中给予说明。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认识：1.农村改革冲击了城市体系，携带市场经济成分的农民工商户在铁板一块的北京市计划体制中撕开了第一道缝隙，使城乡关系开始松动。他们不仅创造了大量有形财富，丰富与方便了北京市民的生活，而且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力量，直接刺激了体制内的改革与调整。2.进城的农民工商户，自身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从居处方式看，他们由最初的朝来夕走、来去不定发展为散居到大街小巷再发展到大规模群居的群体，形成自己的一套力量。从经营内容看，农民工商户最先只卖蔬菜等农产品，逐步发展到各种服务业，最后则涉及服装、电器等多种轻工商品。从经营手段看，由最初的简单叫卖农产品发展为在市内定点接活加工与服务，再发展为自已生产与销售，而且现、产、供、销的机制日益成熟，其覆盖面也日益呈现“全国化”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民工商户不管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离农业越来越远，“农民”的角色日益稀薄，与城市社会的互动越来越复杂与深化。（3）在农民工商户影响城市社会系统及其自身改变的过程中，“浙江村”始终是代表与典型。“浙江村”形成之后，数以万计的河北工商户便偃旗息鼓；市内一批原先卖农副产品的市场也转而经营服装及配料。“浙江村”确实反应了我国城市化的新态势。3.温州与南苑“浙江村人”的老家温州，向以浓郁的经商传统与人地关系的紧张而著称。北宋咸平二年（），温州已作为商业发达城市被朝廷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南宋兴起的永嘉学派讲究功利实用，反对空谈义理，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这种“功利谈”反映了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者和自由商人的进步思想，很有点马克斯·韦伯所称道的“资本产义精神”风格。独特的历史哺育了一批敢于走南闯北、具有浓厚经商意识的能人。相沿成习，相传成风，经商作为温州人的一种文化传统沿袭至今，经久不衰。同时，温州属红壤地区，所产粮食以籼稻、小麦、甘薯为主，质、量均低，“浙江村”中大概有40%—50%的人来自乐清县虹桥区，该区人口21万，但耕地仅9.1万亩，除1.6万亩低产田外，3.4万亩是旱田，其中又有一半是荒地。耕地面积最少的一个村，人均耕地不到0.2亩，最多也不到1亩。贫乏的资源使温州无法建立自己大的工业，皮鞋与各类小商品是其主要生产项目。但客观的恶劣环境却更激发了人们出来闯荡一番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前温州人即以流转各地经商而闻名。近年国家外交部甚至决定定向培养“会说温州话”的外事人员，因为在欧洲的温州华侨实在太多！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流动相对停滞，但改革开放却又重新为温州人提供了机会，改革开放后即形成了“十万供销大军”，成为“温州模式”“小商品大市场”的基础。同时，“温州发廊”“温州餐馆”几乎遍布中国的每一座县城。他们是中国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今天“浙江村”的形成正是其历史脉络在新背景下的延展。南苑在历史上是一片多泉泽的旷野，元朝时开始辟为皇家猎苑，称为“飞放泊”。明朝加以扩建，《皇明大政记》载“南苑方一百六十里……国朝辟四门，僚以周垣，设海户千人守视”。所谓“大红门”即其正北门，“浙江村”的交通枢纽“海户屯”亦典源于此。清朝对此再加扩建，狩猎场又承担了阅兵场的功能。但气候的迅速变迁与清廷的没落使南苑日渐衰败，到光绪年间，皇家苑囿终成寻常村落。冯玉祥在这里开辟了飞机场，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航天航空工业的重要基地。“浙江村”所在的大红门以北，在历史上就是典型的城乡过渡带，但由于“乡”的一头一直是禁地与荒野，虽紧挨着京华皇城，却一直没有得到辐射，更缺乏主动的吸引，小户农业是其传统，经济功能低下。说起来，南苑今天的火劲与知名度，竟由“浙江村”而起。还值得一提的是南苑外围的移民史。南苑再向东南处，“永乐二年移山东、山西民填之……计营五十八”（《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〇）；“永乐初设上林苑监于京师，取山西平阳、泽、潞之民充之，使蕃育树艺，以供上用”（《明世宗实录》）。现在所谓某某营者，都是当时移民的聚居地。这是完全用行政手段实行的强制性移民，但对繁荣北京与解决农民生计而言，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此后，河北等地的农民也不断自发迁移至此——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现在的“浙江村”范围，南北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东西从马家堡到成寿寺，涵盖其间24个自然村，更西则一直建伸到西局等地。其集中部分是大红门、果园、石榴庄、东罗园与时村（下分邓村、马村、后村三个村公所）五个行政村。这里距前门商业区不过5公里。年，“浙江村”通往市里的生命线2路汽车站点从木樨园石马坟南移至海户屯，可直达前门与王府井旁的东华门等地。年前后，原先简易的海户屯停车场发展成为长途汽车站，来往于北京、温州之间，发往江苏、河北、山西各地的汽车也都停在了家门口。对内，有路汽车南北贯穿，更有人力三轮车来往穿梭。在行政上，这片是8个街道办事处与南苑乡交叉管辖的地带。这里是都市里的村庄，典型的城乡交汇处，外来人口盘踞于此，既利于经营，又方便生活；这是其能形成海淀、朝阳区里更大规模“浙江村”的首要原因。4.十年风雨“浙江村”4.1.初源的故事一般认为，最早进京建立服装行业“桥头堡”的，是乐清县清江区雁芙乡尚与山村的农民个体户卢氏兄弟。年，原在内蒙古包头一带从事个体服装业的卢氏兄弟，在撤回乐清途中转到北京，将随身带来的一些衬衣、外裤等“积压货”，摆在前门、王府井等繁华地段的地下通道口，或挂在路旁的树枝上叫卖，这两个日均客流量逾50万人的大市场，很快使这些“积压货”一销而空。在感觉到北京市场的巨大潜力后，他们改变了原先回家的打算，来到现在的海户屯，各租了一间当地农民院房，重新摆下缝纫机，搭起裁剪台。以后又在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大栅栏口瑞蚨祥绸布店的门口租了一个柜台。这就算给“浙江村”奠了基。另一说法则认为，真正的“哥伦布”当属乐清县虹桥区南阳乡钱家详人钱××。年，原在天桥商场门口一带设摊补鞋的钱××，发现商场里有一种人造棉总是供不应求。钱××敏锐的眼光使其毅然将鞋摊变为布摊，托人从江苏组织了一批布料，十分畅销。钱××小有资本后便在海慧寺一带正式定居，起初加工呢大衣，后又制做皮夹克，三年前开始专门承租柜台。初源的故事多少岀于偶然，但萌发的种子里已蕴藏了树木乃至森林的内容。年十二大召开，年北京市的工商政策空前宽松，个体户迅猛发展，自由的市场力量冲击了计划体制；民间经济力量开始发展，市场流通开始活跃，工商管理则力不从心，这为“浙江村”的诞生提供了空间。同时，北京本市的个体户基本集中在流通领域及饮食行业中，其他农民工商户则仅是贩卖农产品，都市里流通梗塞的问题虽然得到缓减，但“穿衣难”仍未解决，北京市对服装加工制作者是欢迎的。从温州工商户角度来讲，农村土地过少及家乡的初步发展使之走向城市，流转各地后发现了北京市的市场潜力，感受到了当时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势态，决定在此发展。“浙江村”的形成是他们从经济角度考虑而做出的理性决定。4.2.“离土又离乡”：农村口子的放开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岀：“允许务工、经商或从事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对上述政策做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理论上同时在转换农村产业结构，部分农民应由“离土不离乡”变为“离土又离乡”的呼声渐高。温州地区对外农民工商户的办照、审批逐步放松。政策上虽然规定的是“集镇”，但口子一旦扩大，更富诱惑力的依然是特大城市。“浙江村”最初的工人迅速增至几千户上万人，其中马村截止到年秋就至少有余人。这期间，人们加工的服装最初只以自己摆地摊叫卖或由木樨园、天桥一带的北京小商贩代销；随着经营的扩大和对环境的熟悉，“浙江村人”逐步开始从北京小商贩手中转租小商品市场的摊棚，后又通过各种关系租赁经营服装店的柜台。4.3.商业系统改革：城市口子的放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序，先农村后城市，先中小城市后大城市，前者的变化对后者造成冲击，后者对前者的冲击进行调整。面对市内的重重矛盾及农村搞活后带来的外围冲击，年前后，北京市终手开始铺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直接促进了“浙江村”的空前发展。年5月，北京市在年利润20万元以下的小型国营商业企业中实行了“改、转、租”三种形式的改革。小型零售、饮食和服务企业由全民所有、集体经营转变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租赁给职工集体或个人经营。但由于具体政策不明确，三种改革均不能落实。年，国务院重新做出规定，指出放开小型商业企业，应当更多地提倡转为集体所有和个人经营；个人租赁的可以折价卖给个人。年11月8日—12月19日的40天时间，全市即拍卖了34家小型企业，截止到年底，实行租赁经营的小型企业达到家。商业系统的这一改革，使计划外的货源供应成为必需，这为“浙江村”提供了相对固定的市场。同时，温州工商户也开始从私人那里转租商店与柜台，直接开辟自己在北京的市场。至年底年初，北京国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基本开放。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和隆福大厦相继开始接纳厂家联营，西单的南口还专门为个体经营者开辟了“劝业场”与“百花市场”。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温州工商户可以直接借用国营商店走入市场，这为他们提供了无比宽广的天地，但同时也隐蔽了他们的身份，促其行为更加缺乏控制。年1月，北京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第三产业列入发展规划。“浙江村人”现在还有一句话：“我们是北京请来的。”据说北京市一位领导针对当时北京仍未彻底解决的吃饭难、穿衣难等问题，曾在浙江表示欢迎一部分农民个体户进京经营。城市口子的放开，使数以万计的温州工商户进入北京，使“浙江村”蓬勃发展。4.4.清理与游击战：北京市的尴尬城市为农民工商户开辟了空间，但既有的管理系统对骤然增多的外来人口顿时显得力不从心。—年，“浙江村”的私下房屋租赁，无照生产及脏、乱、差等问题都开始出现。当时的温州工商户面对着几条无可逾越的障碍：（1）租赁房屋，无主管部门；（2）招聘雇工，无主管部门；（3）北京当时能管的“暂住人口”仅限于外来探亲访友者，“农民工商户”在管理部门中还根本没这个概念。这样，无论具体行为如何，工商户经营都可被定性为“非法”。北京市政府认为这批人不宜在首都久留，做出了“以轰为主”的决定。当农民要通过市场这个途径彻底摆脱农村、立足城市的时候，原有的管理体制显然无法顺应这一要求。年以后，北京政府开始清査，对“浙江村”不予办照，组织干部下乡疏导、宣传，动员他们回乡。但此刻的“浙江村”已通过市场途径与北京社会建立了各种有机关系，大抄大轰不过使他们暂时采取了游击战，风一起向四周疏散，浪一静又旧地重返。就在这反复拉锯中，“浙江村”继续壮大。年是经营业的黄金年，马村形成了第一个温州人自办的综合菜市场；年初，皮夹克生产与销售骤然升温，成为“浙江村”的拳头产品。4.5.波折中的发展此后不久，不少个体户因担心政策要变，或撤回温州，或改行。政府也加紧了对外来人口的清理。但“浙江村”并无大幅度萎缩，接下来，北京市的经济改革又不断加大，年底提出不搞地方保护主义、反对闭关自守的政策。王府井百货大楼等商场也相应放宽办理手续，吸引了大批温州人。这时北京市东西南北四五个“浙江村”都已形成。年，因亚运会整顿市容需要，“浙江村”一再被轰，不得不暂时隐退。北京房东说：“房给你们留着，等风一过就回来，照样住！”北京商店则说：“最好还是能给我们干点活，柜台总不能空着！”“浙江村”经营上虽受影响，但柴薪不得，青山仍在。4.6.进入稳定的发展期年3月1日，北京市开始实施《北京市外地人员经商管理办法》。年4月，陈希同市长在市九届人代会上指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是世界性的城市，应该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在这里，任何闭关自守，搞地方保护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与此相呼应，丰台区改变过去以“轰”为主的清理政策，开始探索以“管理为主”的手段，提出“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打击犯罪”。由此，“浙江村”终因北京市政府思路的调整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期。该年秋，东欧诸国、苏联“洋倒爷”进京，一下子又刺激了“浙江村”的皮夹克热，数月之内从业人口竟猛增三分之一。这期间，“浙江村”内的各项设施、与外界的业务关系进一步完善，仅海户屯即有私人诊所5家（另一统计为7家），幼儿园2家，饭馆至少20家，均为温州人自开。年小年，乐清人按私营股份制组成的盛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95万元的单价购进了6辆豪华客车，乐清至北京的直达长途汽车开通。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无疑为“浙江村”贏得了更大的空间。丰台区提出了“关于浙江村的治理方案”，3月份成立专门管理办公室，主任管公安，两名副主任管工商与税务；4月份又调整为分散办公，相互协调。北京市相关单位至少在形式上，设置了一系列套得住“浙江村”的口袋。年底，集资兴建的木樨园轻工批发市场部分开业；年初，海慧寺工业品交易市场动工；年3月18日，京温轻工业品批发市场大厦奠基，占地1.33公顷，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预计年10月前投入使用。这些举措，尤其是一批专业市场的兴建，在“浙江村”里受到普遍欢迎。“守着北京这块宝地，现在家门前又有了这些专业市场，我们确实该做个长远打算，”村里卢老板、黄老板异口同声地说。4.7.观罢海潮看浪珠：“浙江村”形成的微观机制从个人角度来看，“浙江村”的形成有三种情况。一是流转各地，落足北京。如最早的卢氏兄弟等。二是攀藤牵丝，呼朋引友。如邓××年来到邓村，年接来妻子，年又招来儿、女、媳、婿及四个弟弟。诸弟又各自用这套“裙带招工法”，亲带亲、邻招邻地“滚雪球”。至今，这个原仅户的小村庄已成了多户、人丁数千的小集镇，其中由邓老汉带来的即有七八十人。三是把这里当成避风港。外号“坐山雕”的周老板年在家办厂亏空，逃债到北京，在前门承租柜台，生意不错。南氏二兄弟，哥哥因在家打伤邻居，怕事情闹大跑到这里；年后弟弟又因赌得不成样子逃出来。现在两人也承包了一个柜台，平日就拉着一帮青年惹是生非，靠敲诈勤索、强行收取别人衣服度日。也有不少逃避计划生育者与流窜犯来此寻找自己的温床。亲缘、地缘关系是“浙江村”形成的主要依托，这从“浙江村”现在的人口分布中仍可觅得痕迹。如石榴庄多为乐清蒲岐、城关一带人；马村则多为虹桥芙蓉镇人；西罗园以大荆区人为主，加工羽绒服；马家堡又以永嘉县人为主，而且同为制作皮夹克；大红门东后街则几乎全是虹桥区港沿乡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浙江村”是一个由各种人物交织成的网。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是多种不同关系的组合，但“浙江村”又是一个特殊的地方，缺乏控制与整合，那些社会共同需求之外的人人事事正给“浙江村”抹上了阴影。4.8.小结农村内部的人地矛盾，城市内部的生活与流通的矛盾，城乡间的彼此孤立，这是“浙江村”形成的原初背景。国家出现政策的调整影响“浙江村”的发展，“浙江村”的发展再反过来影响甚至改变微观的城市管理、商业等系统；这两重关系构成了“浙江村”发展史的主线。沿着这条主线，原初背景又得到了冲击等调整。宏观政策的调整，出发点是解决城市与农村内在的问题，并无心将农民引入城市，只是无意为这种城市化撕开了一道缝隙。而在原有城市管理、商业等系统中，适应的只是计划体制下封闭、稳固的城市，“外来工商户”等是个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市场经济、城市化这些与他们全然无关、遥如邈汉。“浙江村”正在这个方面给它以冲击。至于“浙江村”的自身面目、与北京社会的几重关系，我将在第6—7节给予论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对我们是个新课题。城市化研究，仅计算各宏观总量，建立抽象模型，结论未必令人满意。尤其在眼下的转型时期，我们对许多新现象缺乏最基本的把握，社会学、人类学的微观剖析更有价值。年，尤其是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成分的逐步增多，我国城乡间出现了大量自发的流动人口，引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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